然而，目前许多人在解读该制度时，未能对《决定》的表述进行整体上把握，同时对我国现行的法定立案制度的认识存在偏颇，简单地以英美国家的立案登记制来解读《决定》提出的立案登记制，导致对这一改革的误读乃至对人民群众的误导。

（2）长城（及其配套设施）是否强化了边陲的防守，优化了边陲以及全国各地的军力配置，并因此减少了历代王朝百姓若无长城必须负担的额外赋税、兵役和劳役。先定后审，结论其实早就有了，联邦党人当然主张由联邦政府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汉密尔顿用来支持这一主张的根据和理由：军队最好由最易令人猜忌的人掌控，而不要由人们放心的人掌控。

如果需要，问题就成了，由谁来，以及如何供给这个制度？民主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大国，从后代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看，唯一的可能选项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精英集团，更多来自中原农耕地区，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也有来自北方游牧地区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凭着他们对中原地区民众的基本期待（天下太平不打仗）的直觉把握，利用天时地利，传承夏商周的封建制特别是秦汉之后郡县制的这类关于大国宪制的想象，以攥沙成团的强力意志和军事政治实力，战胜任何与之竞争的其他地域性政治军事集团，首先在中原地区甚至更大的地区完成政治军事的基本统一，为这一区域的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赢得他们的接受或归顺，无中生有地，将遍布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无数农业村落和众多族群构成（constitute）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巨大、持久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但对政治家来说，这一点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事，做成事，做成利［美］国利民的事。如北魏开始到唐代实行的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其一是军队的私人化：罗马军团长期驻守其攻占之地，远离罗马，将领容易尾大不掉，因个人生命所系，血战沙场的士兵自然更信赖和支持他们的杰出军事统帅，时间一长，他们就不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军事统帅的士兵了，罗马军团的统帅因此就成了罗马共和国的敌人。二战之后，西欧国家确实获得了欧洲历史上也许是最长期的和平。

遇到天灾人祸，也需要政府的救灾赈灾。统治中国东北和华北的辽（契丹）和金（女真）军队先（1004年）后（1127年）南下，穿过华北平原，或威胁，或攻占了北宋首都开封，宋徽、钦二帝被金国俘虏。多年后，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抱怨说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讲信用，违反了他们关于北约一厘米也不会向东推进的承诺。

而在时间上，秦朝创立（前221年）比罗马帝国建立（公元前27）早出了整整两个世纪。除了在美国建国时期，并且主要针对州和联邦的权力配置，军事不大可能作为重要问题持续存在于因孤悬海外而获得安全的美国政治宪制话语中，也不大可能进入北美其他国家的宪制视野——除了加拿大，还能有谁？印第安人？对不起，他们从不曾是宪制问题思考的主体，而只是此地宪制必须思考和处置的客体。———毛泽东[2] 一、引论 本研究会有点尴尬，因时下无论是规范的或是经验的研究，都没有以军事作为宪制/法——一国根本制度和制度实践——问题的。[34]所谓天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不等于今天的外国或国外，它只是距离王朝的文明和政治核心遥远，却仍被想象是可以为中原王朝整合的地带，是与国的有效政治治理相关的地区。

汉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细柳营，被挡住，不准进入。千万别以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或重要国家（如古希腊的雅典或斯巴达）的建立，是因那一纸文件，无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或是新中国的《共同纲领》，或1954年《宪法》文本。

后世欧美国家的一些重要宪法文件中也留下这样的痕迹。唐朝镇压安史之乱，清初平三藩，清后期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都离不开军事手段。因此有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说法。不可思议的不是其流行，而是它竟然发生了。

也有英国内战，国王被处死，建立共和国，然后是复辟，克伦威尔被鞭尸。而且这是通例（在结语中我会给出更多例证和分析）。除历代均通过军事完成中国的统一外，与军事有关的宪制问题至少还有：新建立的王朝如何稳妥实现从武功到文治的宪制转换，农耕大国和平时期的军制和军备，以及在和平时期如何有效选拔、规训杰出的军事将领。而全面、统一、协同设防问题，那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就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有一支统一指挥、各地协调行动的军队，而农耕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自然导向这样的政府和军队。

因长城给长城守军带来了合围的便利，这就给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带来了一种很难消除的风险，而且除非放弃游牧，游牧民族还注定无法利用长城、烽燧这种只能为农耕者使用的设施来守卫或预警（这与今天各国都可以研制核武器很不相同），这就迫使游牧民族总体上必须尽量靠北行动。烽燧或建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高地上，建在平坦地区也高达三丈。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值得强调的是，在实行合围之际，无论敌方是否越过长城，长城都可以成为中原军队设定的包围圈一部分，不必四面合围，而只需从两个方向挤压被包围的敌军，这就大大节省了合围敌军所必需的军队数量。

其实，在当代中国，一个典型事件距今还不到30年。这是一种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战略。东汉还特意让南匈奴重新定居于长城以南的边境八郡，并在当地建立宫廷。有证据表明，每一代中原王朝的决策者，在修建长城之前，对本朝各种可采用措施的成本收益，都有过仔细比较和整体盘算。[68]至，尽管几乎无人提及，它事实上也为1978年之后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重要的战略安全保障，且不说它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意义，而这一点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心理建构，换言之，另一层面的宪制，也非常重要。资中筠：《美国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参见［古希腊］：《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2－92页。而在东亚这片土地上，这两个文明还分享了漫长的边陲———若以秦代的长城计，西始临洮，东至辽东，号称万里，中原地区如何设防？分别设防，等于不设防，游牧民族或可以轻松绕道南下，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村庄秩序的基础是血缘和亲缘，加上村落内熟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和相互合作。[21]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62－263页。

而过去近70年来，真实的分析单位已不再是单个国家，而是国家集团。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三国战乱，中原地区人口锐减。

有些决策及其日常实践，仅因其对国家影响深刻和久远，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注定是宪制性的，无论其成败，也无论其是被视为军事还是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甚或文化。因此在平天下中，军事扮演的角色，要比在齐家和治国中，更为显著和重要。高宗时期，再打败了东北的高句丽。与今天许多人对于历史中国的想象相反，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确保政治安定，尽管没有什么三权分立的论述（而且需要吗？如果做都做了），历代王朝一直注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财、监、人事等各种权力的相互制衡。

前注[27]，［日］杉山正明书，第26－28页。《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

但在两大文明的竞争中，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特点，都转化为组织化的战斗力，有更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战役和战斗上的高效和隐秘，变成一只非常高效而强大的军队。如今，还得加上核武器，以及特定条件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这对保家卫国或捍卫本国宪制还有些意义。

[35]平定了天下，苍生百姓才可能安居乐业。这不仅与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历史，而且与现代欧美主要大国的实在宪制，都无法支持这种流行。

这转而就减轻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百姓的赋税、劳役和兵役，减少朝廷与百姓的冲突。没打算抽象讨论军事的宪制功能，也不是打算（尽管可以，也应当）用宪制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来平衡一下流行的规范宪法学，本文追求，根据中国经验，在中国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讨论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国家构成/宪制（constitution）的具体塑造。稍大一点的，如瑞士、奥地利、芬兰以及比利时和卢森堡则宣布或是曾经宣布，永久中立。但无论兵制如何，国家都因此保有固定和稳定的军营和军事管理组织，使得军队作为一个固定组织总是存在，只是士兵是流动的。

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西夏独立了，特别是自秦代起一直设有郡县的交趾（今越南中北部）从此脱离了中国。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

[64]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之后，欧洲的一些最小的国家先后宣布放弃常备军。二战之后，西欧国家确实获得了欧洲历史上也许是最长期的和平。

普鲁塔克则认为斯巴达享有的杰出政体与正义。如果全社会都相信言辞立国，契约建国，相信谈出来的美国，法律人就就有理由顾盼自雄，舍我其谁，改法治为法律人之治，至少在和平时期。